李在珂律师

李在珂 北京资深刑事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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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盘贩卖淫秽视频有同类前科 如何争取证据不足不起诉

核心要点
  • 作者:李在珂律师 — 北京刑事辩护律师,执业30+年,原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
  • 领域:刑事辩护、取保候审、死刑复核、经济犯罪、职务犯罪
  • 律所: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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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在珂 主任律师 执业30+年 · 原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 · 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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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发生在北京东城区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案件,当事人带有同种罪名缓刑前科,被指控拍摄188部视频并经网盘贩卖牟利。案件历经刑事拘留、不批捕取保候审、一次退回补充侦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存疑不起诉。我不复述“有前科也能不起诉”的结论,而是把这个案子拆成四个待证命题、三层前科效果与六步审查起诉工作法,讲清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在电子数据卷里究竟做了什么。

【核心结论】同种前科不降低“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网盘类案件要过物品属性、行为归属、牟利目的、取证程序四道关口;审查起诉阶段是争取不起诉的黄金窗口。个案结果取决于案卷证据,不代表同类案件的处理结果。

案情简介

当事人曾因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外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后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立案,指控当事人自某年年初至同年7月,在东城区酒店房间拍摄188部淫秽视频,上传百度网盘后对外贩卖牟利。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后,因未获批准逮捕而变更为取保候审;案件移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检察机关仍然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

团队把这个案子放到我桌上时,我先看的是证据结构,不是罪名。案卷材料里,真正决定走向的其实只有几类:鉴定意见、账号注册信息、转账截图。“他上次也是这个罪,这次是不是就完了?”我说,先别问结果,先看这188部能不能落到他头上。

一、时间轴:这个案子的胜负手不在法庭,而在阅卷室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但每一步都踩在刑事程序的节点上。我把它按时间顺序钉在下面,是因为很多家属来咨询时,只知道“人被带走过”“后来取保了”,却说不清案件此刻停在哪一格——而停在哪一格,直接决定还能做什么。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立案侦查,指控罪名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指向的事实是当事人在东城区酒店房间内拍摄视频188部,上传百度网盘后售卖。

第一次转折出现在刑事拘留之后:检察机关未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将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家属往往把这一步理解为“没事了”,我的判断恰恰相反。不批捕只说明羁押必要性不足,或者现有证据尚不足以支撑批捕,案件仍在侦查轨道上,取保期间侦查并未停止。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审查起诉阶段。案卷移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一次;补侦完毕重新移送,检察机关仍然认为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遂作出存疑不起诉。

我常说一句可能不太好听的话:这类案子的胜负手不在法庭,而在检察院的阅卷室。因为一旦起诉到法院,被告人面对的是有罪与无罪的二选一;而存疑不起诉发生在庭前,它保护的是“不被推定有罪”这条底线。

二、把“188部”翻译成四个待证命题

数字是最容易被误读的东西。188部视频摆在起诉意见书里像一座山,但在证据法的坐标系里,它只是一个“量”。这个量能不能落到具体的人头上,要过四道关口。这也是我们团队在本案中真正花时间的地方。

第一道关口:这188部是不是“淫秽物品”

刑法意义上的淫秽物品需要具体认定,不是办案人员看一眼就能定性。实务中通常表现为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出具的鉴定意见、审读意见,或者委托专门机构作出的认定结论。我们看的不是结论,而是过程:鉴定主体有没有相应资质、是逐部鉴定还是抽样鉴定、抽样的比例与代表性如何、鉴定所依据的载体与在案视频是否同一。如果188部里只有一小部分经过鉴定,其余依靠“内容相似”推定,这个推定在证据上是撑不住的。

这一点常被忽略。数量越大,抽样鉴定的代表性反而越难保证,因为不同视频的来源、拍摄时间、制作主体可能完全不同。把“量”当成一个整体,是这类案件最常见的取证粗糙之处。

第二道关口:谁拍的、谁传的、谁卖的

网盘类案件的第一个陷阱是“账号即人”。侦查机关查到某个网盘账号里有视频、有售卖记录,就容易默认账号主人就是行为人。但账号是一个凭证,不是一个自然人:它可能被多人共用,可能借用他人手机号注册,可能实名地与实际使用地分离。我们要把登录IP、设备标识、支付绑定、短信验证记录、云端操作日志逐项比对,看它们能不能收敛到同一个具体的人。本案的缺口恰恰在这里——账号归属证明到“与当事人有关”,但没有证明到“就是当事人本人操作”。

第三道关口:钱是怎么来的、进了谁的口袋

“牟利”不是主观推测,它需要客观载体:转账记录、平台结算、会员收费、分成约定。我们做的是一张对应表——时间、金额、付款方、收款账户、对应的哪一批视频。这张表一旦对不上,“贩卖牟利”这个构成要件就只剩口供,而口供在审查起诉阶段是最容易被推翻的一环。

第四道关口:电子数据是怎么被“取”出来的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对提取、封存、校验、远程勘验都设了明确要求,包括制作笔录、计算完整性校验值、对原始存储介质封存、必要时有见证人在场。这些程序不是形式主义,它们决定数据能不能被采信。如果提取过程没有校验值、没有封存记录、云端数据来源不清,那么“数据里有什么”和“能不能用它证明什么”就是两个问题。

四道关口,任何一道断裂,188这个数字就归零。反过来说,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一次仍未把四道关口全部焊死,检察机关作出存疑不起诉,不是“放过”,而是证明责任的自然结果。

三、“数量达标”不等于“定罪成立”:一个被反复混淆的门槛

这里要澄清一个高频误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规定了明确的入罪门槛:视频文件20个以上,音频文件100个以上,图片、文章、短信息等200件以上;或者实际被点击数1万次以上、注册会员200人以上、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等。

很多人看到“188部”,下意识换算:门槛是20部,188部是九倍多,早就够了。这个算法错在把司法解释的门槛当成案件的结论。

门槛解决的是“多少算多”,是立法者对值得动用刑罚的量的预设;定罪解决的是“这些是不是他干的”,是证明问题。188部只有在同时满足“确属淫秽物品”“确属其实施”“确属用于牟利”之后,才成为一个有法律意义的数字。这也是为什么同一罪名下,有的案件几十部就判了,有的案件数量惊人却拿到不起诉——差别不在数量,在证据的闭合程度。

我审阅这类案卷时,习惯把数量当成一个需要被证明的事实,而不是一个已知的前提。这个视角的转换,往往就是辩护真正的起点。

四、前科的三层效果:它改变办案态度,不改变证据刻度

这是本案最容易被外行误判的地方。“有前科”三个字在法律上有三层完全不同的效果,混为一谈就会得出错误预期。

第一层:是不是累犯

刑法上的累犯,要求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而缓刑考验期满的法律后果是“原判刑罚不再执行”,不是“执行完毕”。通说与主流实务因此认为,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不构成累犯,也就不存在法定的“应当从重”。

但时间关系必须查清:如果本次行为发生在缓刑考验期内,法律后果完全不同——应当撤销缓刑,把前罪与后罪数罪并罚。所以“前罪与本案的时间关系”,是我接手这类案件第一个要确认的法律事实,它比“有没有前科”这句笼统描述重要得多。

第二层:量刑情节与办案心理

即便不构成累犯,同种罪名前科仍然是量刑时的重要考量,也会实实在在影响办案机关的态度:批捕的倾向、退侦的意愿、起诉的裁量。我跟家属解释时常用一句话:前科改变的是办案机关看你的眼神,不是证据本身的分量。

第三层:证明标准能不能因此下调

答案是不能。“证据确实、充分”是法定的定罪标准,不因被告人身份而升降。有前科的人,取证要更规范;没有前科的人,取证也不能少一环。刑事诉讼法不会因为一个人“看起来更像会再犯的人”,就允许证据打折。

本案值得拿出来讲,正是因为它把三层拆开了:前科带来更严的审视,却没有改变“证据不足就不能起诉”这条底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最终结论是存疑不起诉,而不是“情节轻微不起诉”——它不是宽容,是证据不支持。

五、三类不起诉不是一回事

家属常把“不起诉”当成一个结果,其实它是三种不同的法律判断,法律后果与后续风险都不一样。

三类不起诉不是一回事:法定不起诉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针对没有犯罪事实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本案不适用;酌定(相对)不起诉依据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适用于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情形,本案不是这条路径;证据不足(存疑)不起诉依据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经补充侦查证据仍不足以证明犯罪,本案适用。

补一个实务细节: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的字面表述针对的是“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但实务中并非绝对要求退侦两次。如果检察机关经一次退侦后认为关键证据已无补强可能、再退一次没有实际意义,可以径行作出存疑不起诉。本案属于这种情形。

这一点也提醒家属:不要以为“只退了一次”就代表“证据差不多够了”,恰恰相反,它可能意味着“补也补不上了”。

六、审查起诉阶段的六步工作法

很多人以为辩护就是开庭时说话。这类案件里,最值钱的工作全部发生在开庭之前。我把团队的做法拆成六步,供同行与家属对照。

第一步,全卷阅卷,把电子数据卷单独拉出来。纸质卷看的是叙事,电子卷看的是骨架。网盘账号的注册信息、登录日志、上传记录、分享链接、交易流水,往往散落在不同卷宗的不同页码,必须重建。

第二步,做一张“时间—行为—账号—资金”四列对照表。这张表的作用是把控方的叙事拆成可以逐格验证的单元:哪个时间点、哪个账号、做了哪个动作、对应哪笔钱。表格做完,控方证据的缺口往往自己就露出来。

第三步,出具书面法律意见,而不是口头沟通。审查起诉阶段提交的辩护意见,是检察官撰写案件审查报告时最直接的参考材料。观点要落在证据页码上,不能落在情绪上。

第四步,就专门性问题提出申请。包括申请对涉案物品重新鉴定、申请调取原始存储介质、申请核验电子数据的完整性。程序性申请的价值不在于“一定获准”,而在于把问题正式留在卷里。

第五步,把退侦当成窗口,而不是空等。退侦期间,辩方可以就“哪些证据客观上无法补强”提交专项意见。如果侦查机关补回来的仍是说明性材料、没有校验值的截图,恰恰进一步印证“证据不足”这个结论。

第六步,不起诉之后的收尾。核实被不起诉人在押时是否立即释放、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是否解除、决定书的送达范围,并评估重新追诉与被害人自诉的风险。

这六步里没有一步靠“关系”,全部靠卷宗。

七、不起诉不是终点:三条需要盯住的风险线

拿到不起诉决定书,家属的第一反应是“彻底没事了”。我更愿意把它描述为“这一轮程序结束了”,有三条线要继续看。

第一条,重新追诉的可能。存疑不起诉是“现有证据不足”,不是“查明没有此事”。如果日后出现能够补上关键缺口的新证据,追诉程序理论上可以重新启动。卷宗里那些“没查清”的问题,不会因为一纸决定书而消失。

第二条,被害人的救济渠道。被害人对不起诉决定不服,可以依法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也可以在符合条件时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类案件的“被害人”主体在实务中往往并不清晰,但风险不能假设为零,需要提前评估。

第三条,行政与职业层面的余波。不起诉决定书依法应当送达被不起诉人及其所在单位,这一点很多当事人事先并不知道。刑事上不追责,不等于没有任何记录、没有任何影响:行业准入、单位内部处理、背景审查,都可能有各自的标准。我们在结案面谈时会把这几件事一次讲清,而不是只说一句“恭喜”。

八、给北京地区家属的五问自查

如果你此刻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我建议先回答五个问题,它们比“能不能不起诉”更能说明你此刻的处境。

案子现在停在哪一格:侦查、审查起诉,还是已经起诉到法院?

涉案的“量”有没有被拆开验证:哪些经过鉴定,哪些只是截图与推定?

账号与人的对应关系有没有落在纸面上:实名、设备、支付、IP、登录日志?

“牟利”有没有客观载体:谁付的钱、付给谁、对应哪一批视频?

前罪与本次行为的时间关系查清了没有:在缓刑考验期内,还是考验期已满?

五个问题里只要有两三个答不上来,就说明卷宗还没被真正读懂。这时候最该做的不是四处打听结果,而是把卷宗读一遍。

FAQ 高频问答

Q1:在北京,有同种罪名缓刑前科,还能争取存疑不起诉吗?

A:法律上不存在“有前科就必须起诉”的规则,标准仍然是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但同种前科会显著提高办案机关从严把握的倾向,实务难度确实大,需要逐项质证而不是笼统辩解。

Q2:北京地区只退侦一次就作不起诉,是不是说明证据其实快够了?

A:恰恰相反。法条字面针对二次退侦,实务允许一次退侦后径行不起诉,前提是检察机关判断已无再次补侦的实际意义。这通常意味着关键证据不是“还没查到”,而是“查不到”。

Q3:网盘里查到视频,在北京就构成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吗?

A:不构成。还需同时满足物品属性经认定、行为归属到本人、主观具有牟利目的并实施贩卖传播三项。三项缺一,指控即不完整。

Q4:在北京拿到不起诉决定,还会留下案底吗?

A:没有经过法院有罪判决,不产生犯罪记录,一般可以正常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但不起诉决定书会送达所在单位,且存在发现新证据后重新追诉的可能。

Q5:北京东城、朝阳、海淀的办案尺度一样吗?

A:法律标准统一,审查习惯存在差异。部分辖区检察院对电子数据的来源、完整性校验、账号归属审查更为细致,这对辩方既是门槛,也是空间。

Q6:什么时候委托北京刑事辩护律师最合适?

A:刑事拘留后即可介入;审查起诉是最关键的窗口,不起诉的法律空间几乎全部集中在这一阶段。案件起诉到法院后再争取不起诉,余地已大幅收窄。

律师简介

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李在珂刑事律师团队专注北京刑事辩护,尤其针对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这类网络涉黄刑事案件,团队熟悉北京东城、朝阳、海淀、西城、丰台、通州、顺义、昌平、大兴等各区检察院对网络电子证据的办案审查尺度,同时在侦查阶段为当事人争取不予批捕以及取保候审。

可对接北京刑事律师、北京不起诉律师、北京取保候审律师的本地咨询委托。

李在珂,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在珂刑事律师团队主办律师,执业证号:11101199910819028。

本文案例为本团队承办,相关分析仅针对本案卷宗,不代表同类案件办案结果承诺。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慧忠路 5 号远大中心 B 座 702。

作者: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 发布时间:2026-11-22
主任律师 · 李在珂
李在珂律师 — 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主任
西南政法大学 公安局刑侦背景 死刑复核专家

深耕刑事辩护与刑法实务三十余年,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与极强的实战辩护能力。专注办理各类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专业功底扎实、办案严谨靠谱,擅长刑事辩护、取保候审、死刑复核、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等核心刑辩业务,是专业过硬、诚信靠谱的刑法律师。

30+ 执业年限
1000+ 办案数量
刑事 专注领域
  • 从业经历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副科长、科长,1994年转型专职刑辩律师,深耕刑事辩护领域逾30年。1994年改行做专职刑事辩护律师至今,现任北京市国韬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法学会会员、资深刑事专家和刑事侦破专家。敢于申张正义,善于把从公、检、法机关积累的办案经验和方法与律师辩护有机地结合。
  • 业务专长 专注刑事法律业务,包括刑事辩护、取保候审、不予批捕、不起诉、缓刑辩护、罪轻辩护、二审辩护、发回重审、死刑复核等;擅长办理诈骗、盗窃、敲诈勒索、故意伤害、非法经营、帮信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寻衅滋事、职务侵占、挪用资金、贪污、受贿、经济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常见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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